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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一次隆重的全体村民大会在长屋召开。高槿之没有回避问题，他用最直白的语言，分析了宏远方案的潜在风险——村民可能从主人变成雇员，文化可能沦为表演，森林可能被破坏。同时，他展示了“雨林织语”与“素缕”合作后预期的收入增长，诺罗规划的深度体验路线可能带来的更高附加值，以及正在起草的、旨在保障每一位村民长期利益的“社区发展基金”和“收益分配方案”草案。
卡朋长老则从文化和情感的角度发言，他动情地说：“孩子们，钱很重要，但有些东西，钱买不回来。比如我们脚下的土地，比如祖先留给我们的规矩，比如我们自己做主的这份硬气。如果为了眼前的几个钱，把这些都卖了，我们将来有什么脸面去见地下的祖先？我们的孩子，还会认得这个没有了魂的家乡吗？”
大会的效果是显着的。公开的坦诚交流，消除了因信息不对称可能产生的猜疑。对长远利益和文化根脉的强调，进一步巩固了集体的认同感。大会最后，以近乎全票的方式，通过了一项决议：坚决维护社区主导的发展模式，拒绝任何形式的资本吞并；并授权高槿之团队，继续完善内部管理制度，代表社区与外界进行一切谈判。
就在村落内部凝聚力空前高涨之时，外部环境再次风云突变。
这一次，攻击来得更加隐蔽和刁钻。一篇署名为“独立观察员”的长文，突然出现在国内一个颇具影响力的财经类网络论坛上。文章没有直接提及“国家安全”或政治指控，而是以一种看似客观理性的笔调，深入“剖析”了高槿之团队推行的“社区主导型发展模式”。
文章承认这种模式在文化保护和社区赋能方面的“理想主义色彩”，但随即话锋一转，从“商业可持续性”、“管理模式”、“风险控制”等多个角度提出了尖锐的质疑。文章称，这种依赖于个别“外部专家”（影射高槿之）和传统长老权威的治理结构，缺乏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决策不透明，容易产生“内部人控制”和利益分配不公；所谓的“社区共识”可能掩盖了不同村民群体的利益分歧，是一种“低效率的民主”；项目过度依赖外部小众市场的“情怀消费”，抗风险能力差，难以实现规模效应和真正意义上的脱贫致富。
文章最后“忧心忡忡”地指出，将如此宝贵的自然和文化资源，交付给一个“治理结构存疑、商业模式脆弱”的社区实验，是否是对区域发展和村民长远利益的不负责任？是否应该引入更具实力和专业经验的商业资本，通过“规范化”改造，来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和价值的“最大化”？
这篇论文堪称精准打击。它避开了敏感的政治红线，转而攻击高槿之团队最为依仗的“社区性”和“可持续性”，其论调恰好迎合了部分地方政府官员对“效率”和“规范”的偏好，以及对“社区自治能力”的潜在不信任。文章迅速被一些网络大V和财经评论员转发，虽然未形成大规模的舆论风暴，但在关心此事的特定圈层内，尤其是在可能参与决策的相关部门官员中间，造成了相当的困惑和负面影响。
“这一招，比之前的‘内参’更毒。”李瀚明在电话里的声音异常凝重，“它动摇了你们合法性和正当性的根基。很多人，包括一些原本同情你们的人，看了这篇文章，可能都会觉得‘说得也有点道理’。宏远这是要釜底抽薪，从根本上否定你们模式的可行性。”
高槿之感到一股寒意从脊背升起。他意识到，他们面对的，是一个极其善于学习和调整的对手。对方不再污名化，而是试图用一套看似更“现代”、更“理性”的话语体系，来解构和收编他们的实践。
“我们不能被动辩解。”高槿之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大脑飞速运转，“我们需要用更扎实的东西来回应。我们需要证明，我们的模式不仅是情怀，更是可行的、甚至更具韧性的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