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怕的念头，像冰冷的毒蛇，倏地钻进我的脑海，让我浑身汗毛倒竖。

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谢过婶子，挂了电话。然后，我立刻开始动用所有能想到的关系，拐弯抹角地打听老家那边的规划消息。同时，我找了个借口，拿到了母亲的身份证，去打印了一份她的银行流水。

当那份薄薄的流水单握在手里时，我感觉它重逾千斤。流水显示，就在母亲告诉我“卖房”后的第三天，有一笔五十万的款项，从“石岭村村委会”的对公账户，打入了她的账户。

五十万！我们那栋老房子，按正常的市场价，绝对卖不到这个数！而且，如果是私人买卖，钱怎么可能从村委会过来？

真相，像一块巨大的冰山，浮出了水面。

根本没有“卖房”给弟弟凑首付这回事！至少，不完全是！父母是提前知道了拆迁的风声，为了最大限度地获取补偿款，或者……是为了把这笔即将到来的、巨大的财富，完全、彻底地留给儿子田磊，而不让我这个嫁出去的女儿有任何觊觎的可能，他们上演了一出“卖房助儿”的苦情戏！

他们故意选择在这个时间点，制造无处可去的假象，住进我家。一方面，可能是做给村里或者某些人看，坐实他们“失去房产”的事实；另一方面，或许，也只是或许，有那么一丝丝对我的愧疚，想用这种方式，在我这里寻求一点心理上的安慰和补偿？或者，仅仅是利用我的善良，为他们这出戏增加真实性？

我不敢再想下去。心，像被扔进了冰窖，然后又拿出来被重锤击碎。原来，我一直活在精心编织的谎言里。我的丈夫，因为房产的归属对我冷若冰霜；我的父母，为了另一处房产（或者说巨款）的未来归属，将我蒙在鼓里，甚至利用了我的孝心和困境。

我，田颖，一个自以为努力生活、珍视亲情的女人，在我的至亲眼中，到底算什么？一个需要防备的外人？一个可以随意利用的工具？

那天，我拿着那张银行流水单，一个人在咖啡馆坐到了打烊。窗外华灯初上，车水马龙，这个世界依旧喧嚣，而我却感觉前所未有的孤独和荒谬。

我没有立刻回家揭穿一切。我需要时间思考，如何面对这个残忍的、可笑的局面。

几天后，我回了一趟父母家——不，那已经不是他们的家了。我借口说帮他们找落在老家的什么证件，实际上是想去探探口风，看看能否找到更多证据。母亲显得很紧张，眼神闪烁，言语间漏洞百出。当我故意提到村里最近好像有工程队来看地时，她的脸色瞬间变得煞白。

“没……没什么工程，你别瞎打听。”她慌乱地打断我。

我心里最后一丝侥幸也熄灭了。

回到市里的家，那气氛已经不能用压抑来形容，简直是是一座即将喷发的火山被强行压抑着的死寂。李哲依旧冷淡，父母依旧小心翼翼，而我，则像一个冷静的旁观者，看着这出由我的至亲们联手演出的荒诞剧。

转折发生在一个周末的清晨。李哲出门去买早餐，母亲在厨房准备煮粥，父亲在阳台“例行”发呆。我的手机响了，是弟弟田磊打来的。

我走到客厅，按了免提。我预感，这场戏，该落幕了。

“姐！”田磊的声音带着惯有的、被宠坏的理所当然，“妈跟你说了吧？那边拆迁款差不多定了！比你之前知道的五十万又多了一点！哈哈，这下我换辆好车的钱也有了！你可别往外说啊，爸妈交代了，这事得保密，尤其不能让你知道细节，怕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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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话像一把尖刀，精准地捅破了最后一层窗户纸。

厨房门口，母亲端着淘米盆，僵在原地，脸色惨白如纸。阳台上，父亲猛地回过头，眼睛里充满了惊恐和绝望。

而就在这时，大门咔哒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