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志强猛地站起来，指着李秀玲的鼻子骂：“你胡说什么！爸什么时候说过这种话！你吃里扒外的东西！”

李秀玲被骂得缩了缩脖子，但还是倔强地低着头：“我……我没胡说……爸就是说过……”

我心里猛地一动，仿佛在黑暗中看到了一丝微光。难道继父临终前真的有过这样的表示？如果是真的，这将是极其有利的证据！

“你放屁！”李志强气得脸红脖子粗，“爸明明说房子留给儿子孙子！主任，你别听她瞎说！她脑子不清醒！”

调解最终不欢而散。但李秀玲的话，成了一个关键的突破口。我开始把重点放在寻找继父可能留下的关于房产处置的意愿证据上。我反复询问母亲，继父生前是否跟她提过房子的事，或者有没有留下什么字条、录音之类的东西。

母亲努力回忆，最终茫然地摇了摇头：“大山他……不太说这些。就是病重的时候，有一次拉着我的手掉眼泪，说委屈我了，跟着他没享什么福……还说，怕他走了以后，志强他们会为难我……我当时只顾着伤心，没细想……”

看来，从母亲这里很难得到直接证据。李秀玲的话成了孤证，而且她迫于压力，很可能不会再开口。事情似乎又陷入了僵局。

那几天，我和母亲住在宾馆里，气氛压抑。母亲常常对着窗外发呆，以泪洗面，整个人迅速憔悴下去。看着她这样，我心如刀绞，同时也更加坚定了要为她讨回公道的决心。这不仅是为了一个住所，更是为她的二十年讨一个说法，为她的尊严而战！

就在我一筹莫展，几乎要决定直接提起诉讼的时候，一个意想不到的人找到了我。

是住在继父家后面巷子的陈奶奶，一位八十多岁、看着继父长大的老人。她拄着拐杖，颤巍巍地来到宾馆，神秘兮兮地把我拉到一边，压低声音说：“颖丫头，有件事……我思来想去，觉得得告诉你。”

我心中一动，连忙请她坐下：“陈奶奶，您说。”

陈奶奶警惕地看了看门口，才小声说：“大山走之前那个月，有一天下午，志强和他媳妇，带着个穿西装、夹着公文包的人来看大山，关起门来说了好久的话。我正好去送点自己蒸的糕，在门口好像听见说什么‘公证’‘遗嘱’……当时没在意，后来想想不对劲。大山那时候都病得迷迷糊糊了，还能公证啥？”

公证？遗嘱？我的心猛地一沉。难道李志强他们真的趁继父病重神志不清时，让他签了什么文件？

“还有，”陈奶奶继续说，“他们走了以后，我进去看大山，他精神更差了，嘴里一直念叨……说什么‘对不起淑芬（我母亲的名字）’‘被逼的’‘房子’……唉，造孽啊……”

陈奶奶的话，像一块沉重的巨石投入我心湖，激起了惊涛骇浪。如果这是真的，那么李志强他们手中可能握有一份在继父非完全清醒状态下诱骗或胁迫他签署的、对母亲极为不利的“遗嘱”！而这份“遗嘱”，很可能就是他们敢如此肆无忌惮的底气所在！

难怪他们如此有恃无恐！

送走陈奶奶，我心情无比沉重。如果对方手里真有这么一份“遗嘱”，那么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将会变得异常艰难和漫长。我们需要证明继父立遗嘱时神志不清或受胁迫，这需要大量的医学和法律证据，过程会非常折磨人，母亲未必能承受得住。

难道，就只能这样算了吗？让母亲忍气吞声，吞下这二十年的苦水和屈辱？

我看着母亲苍老而绝望的脸，一股强烈的不甘和愤怒在我胸中燃烧。不！绝不能放弃！

就在我几乎要陷入绝望深渊的时候，事情出现了戏剧性的、谁也预料不到的反转。

那天晚上，我接到了一个陌生号码的来电。接起来，对方是一个带着浓重本地口音的、略显紧张的年轻男声。

“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