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上班，楼里一切如常，只是王阿姨那张本就枯黄的脸，一夜之间彻底失了人色，如同揉皱后又被丢弃的蜡纸。那双眼睛肿得只剩两条缝，嵌着浓重的乌青。她拖着地，腰弯得前所未有的低，动作迟缓滞重，那把塑料杆的拖把仿佛有千钧重量。

午休时，我又走向了楼梯间。不出所料，她还在那里，坐在那个矮凳上，面前放着一个鼓鼓囊囊、洗得发白的巨大旧编织袋，拉链只拉上了一半。她没有吃东西，只是失魂落魄地望着袋子里面，眼神空洞得像两口被遗忘了千年的枯井。

我犹豫片刻，轻轻推开门。她像受惊的兔子猛地弹起，看清是我，慌乱着想站直，膝盖却一软，踉跄了一下。

“田……田主管……”她的声音嘶哑不堪。

“王阿姨，”我尽量让声音平稳，“没事，您坐，我透透气。”我在旁边隔开一点距离，也坐在了冰凉的水泥台阶上。目光不可避免地扫过那只袋子。

几件同样洗得发白破旧的衣物，叠得很仔细。一只掉了大片红漆露出黑色底子的搪瓷缸（就是我们公司早年发的那种劳保杯），一个包裹了好几层塑料袋的铝饭盒。几瓶用罐头瓶装着的、内容物黑乎乎的腌菜酱料。最上面，却突兀地压着一小沓单据。最上面一张是银行转账回执单，“金额”栏那一串数字后面的零，多得触目惊心。另一张是装修材料的收据，数额同样不小。在单据下面，露出几张照片的边角——一个小男孩穿着虽旧却干净的衣裳，对着镜头怯生生的笑；一张是戴着红领巾的小男孩和明显年轻许多的王阿姨的合影；最后一张是穿着学士服、眉眼英俊、意气风发的年轻男人毕业照，只是那笑容带着一种疏离的优越感。那是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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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阿姨顺着我的目光看到了照片，喉头猛地滚动了一下，强行把那声哽咽压了回去。她枯瘦的手颤抖着伸过去，小心翼翼地把那些单据和照片推到袋子最深处，用衣物严严实实地盖好。接着，她拿起最大的一个玻璃瓶，里面深褐色的酱菜缝隙里，赫然浮着一层让人心悸的毛茸茸的灰绿色霉斑。她拧开盖子，凑近闻了闻，眉头皱紧，脸上掠过一丝难以言喻的复杂神情，像是不舍，又像是某种绝望的确认。最终，她还是拧紧了盖子，把它也深深塞进了编织袋的深处，紧挨着那些证明她心血的纸片。动作轻柔得近乎虔诚，仿佛在埋葬一件稀世珍宝。

我的心骤然缩紧，像被一只无形的手狠狠攥住，透不过气来。

那天加班离开写字楼时，天早已黑透。华灯初上，城市的霓虹冰冷而喧嚣。走到楼下转角，我猝然看到了那个身影——王阿姨。她正用尽全力拽着那个巨大到几乎超过她体型的编织袋，粗糙的袋底摩擦着人行道，发出沉闷而持续的“沙沙”声，像一个沉重的叹息。另一只胳膊下紧紧夹着她的旧饭盒包。那背影单薄得如同一张被狂风蹂躏过的薄纸，每一步都沉重蹒跚，仿佛随时会被那巨大的负累压垮、吞噬。她艰难地挪向公交站台的方向，融入下班归家的人群，像一个格格不入却迅速被湮没的灰色音符。

我不知道她是否真的找到了那个“一个月几百块”的栖身之所。

日子像设定好程序的机器，精准而冷漠地向前滚动。王阿姨再也没有出现在明亮的走廊或弥漫着咖啡香的茶水间。地面依旧光可鉴人，垃圾桶按时清空，只是换成了一个同样沉默寡言、眼神麻木的中年女人。她留在储物柜角落里的最后一点气息——那股若有若无的陈年咸菜味，终究被更强势的咖啡和柠檬香精彻底覆盖、抹去。她的柜子被迅速清空、消毒，仿佛从未有人属于过那里。同事们偶尔提起，也不过是轻描淡写的一句：“哦，那个保洁阿姨啊？好像不干了。” 随即话题便滑向别处。她的名字和那个沉甸甸的故事，如同投入深潭的一颗小石子，连一圈完整的涟漪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