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屏幕上的数字刺得我眼睛发疼——银行卡余额327.86元。已经五个月没有收到工资了，公司每次例会都在画饼，说资金周转过来就一次性补发。可房贷不会等，孩子的学费不会等，医院的催款单更不会等。
昨天晚上，我把家里翻了个底朝天，才凑出一万一千元现金。那本是藏着应急的最后一笔钱，皱巴巴的钞票散发着霉运的味道。我坐在地板上，看着那堆钱，感觉自己就像个被榨干的柠檬。
“又给你弟媳凑钱？”丈夫站在门口，声音里听不出情绪。
“四弟妹确诊了白血病，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没抬头，继续清点着那些钞票。
“我知道，可我们也快揭不开锅了。”他走过来，递给我一张银行卡，“我刚从你哥那儿拿了两万，他说不急。”
我愣住了。向我哥借钱这件事，我犹豫了整整一周都没敢开口。我知道嫂子刚生了二胎，他们也不容易。
“你什么时候去的？”我接过卡片，指尖发烫。
“下午请假去的。”丈夫简短地说，“救人要紧。”
我眼眶发热，慌忙掩饰着低头继续数钱。三万一千元，厚厚一沓。我抽出一千元塞回丈夫手里，“这个留着，万一孩子需要交什么费用。”
他点点头，没再说什么。我们之间已经很久没有过像样的交流了，生活的重压把所有的温情都挤压成了简短的对话和务实的行动。
电话接通时，四弟妹的声音虚弱但依然带着那种我熟悉的笑意：“二嫂，这么晚还没睡？”
“明天给你送钱去，凑了三万。”我尽量让声音听起来平静，“省人民医院住院部7楼23床是吧？”
“嗯，谢谢二嫂，又让你们操心。”她咳嗽了几声，“等强子工程款下来就还你们。”
“先治病要紧。”我挂断电话，不敢告诉她这可能是我们能拿出的最后一笔钱了。
丈夫已经回了房间。我把钱装进一个信封，仔细地在封面写上金额和“祝早日康复”。窗外，城市的灯火依旧辉煌，可我们这些在夹缝中生存的人，却越来越难以呼吸。
第二天清晨，我把女儿送到学校后，直接去了医院。省人民医院住院部大楼高耸入云，我抱着装满钱的包，感觉自己渺小得像只蚂蚁。
7楼血液科，消毒水的气味扑面而来。走廊里安静得可怕，只有护士站传来轻微的键盘敲击声。我数着病房号，20、21、22——然后停住了脚步。
23床是空的。床单整洁得没有一丝褶皱，显然已经收拾过。
“请问23床的病人呢？”我拦住一个经过的护士。
“23床？姓王吗？今天一早就出院了。”护士翻着手里的记录本，“说是凑够手术费了，转去协和医院了。”
我的心猛地一沉：“出院了？可昨天我还和她通过电话。”
“具体情况我不清楚，您可以问问主治医生张主任。”
我茫然地站在空荡荡的病床前，一种说不清的预感在心头蔓延。掏出手机，拨通四弟妹的电话，却只听到“您拨打的用户已关机”。
可能只是手机没电了，我安慰自己。或许只是转院匆忙，没来得及通知。我走到窗前，给我四弟强子打电话，同样是冰冷的关机提示音。
“您是王丽芳的家属吗？”一个穿着白大褂的医生走过来。
“我是她二嫂，来送医药费的。”我急忙转身，“医生说她已经转院了。”
“转院？”张主任皱起眉头，“不可能，她的手术定在后天，怎么会转院？”
我跟在医生身后，脚步有些虚浮。办公室里的气氛凝重，几个护士窃窃私语，看到我进来立刻噤声。
“您是说，病人不见了？”张主任直接问道。
护士长点点头：“今早查房时就不在，个人物品都带走了。我们还以为是您接她出去散心了。”